关于《四库全书》——写给《读书》杂志的两封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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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四库全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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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今天写信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谈一谈《读书》上发表的诗、文讽刺挖苦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的问题。你们是消息灵通人士，关于《存目》和另外一套类似的丛书的关系和产生过程，不会不知道。最早想出出《存目丛书》的主意的是中国东方研究会的刘俊文教授，这里面就有了一个先来后到问题。有人再想出《存目丛书》，就应该慎重考虑是否妥当。我不懂专利法，这里大概没有专利的问题，但是我们文化人似乎应该考虑一个道义问题。然而事实上却不然，双方唱起了对台戏。我方并没有登台。

《存目丛书》的产生过程就是这样，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，《存目》方面无咎可辞。

至于《四库全书》和《四库存目》是怎样产生的，文章已多，我不必重复。总之，在乾隆直接的主持下，动员了一大批雇员和学者——光是学者就有四千多人——可说是倾全国之力，完成了这一部大书。乾隆的政治目的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编纂者在个别地方有所删削，这也是事实。鲁迅先生曾谈过这个问题，称之为“四库残书”，也不能说毫无根据。但是到了今天，几百年过去了。事实证明了《四库全书》还是有用的。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本的《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大陆上转印，一销而光。如果没有用的话，为什么有人出钱买呢？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，社会效果起决定作用。

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体会，我觉得《四库全书》的用处或者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个是查起来方便，我最近写《糖史》，很多资料就来自《四库全书》，我不管春夏秋冬，不顾酷暑严寒，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，主要的吸引力就来自那里的《四库全书》。

第二个功绩是《四库全书》保留了一些如果不搜集在一起就会散佚的古籍，关于这一点，王绍曾先生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论之详矣，请你们参看一下。

我们现在搞的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就是当年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那一大批书。详情无法在这里叙述，我们坚决相信，《存目》会起到同《四库全书》一样的作用。

我有点博士买驴的意味了，说了半天，还没有谈到主题。我的主题就是你们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妙文和妙画。我不理解为什么有几件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极为有利的事，你们偏偏出来唱反调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言论自由，但也有反讽刺挖苦的自由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我本来想充当一次哑巴，现在已经逼到哑巴头上，不说话不行了。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总怀疑，你们并不知道什么叫《四库全书》。你们不妨驾临图书馆去翻阅几分钟，这样总比闭着眼睛瞎说要好，这样也能保护你们自己的面子。我还有进一步的猜度。当前有三“大”，可你们挖苦讽刺了《四库存目》和《传世藏书》，对那一个最大的“大”却只字不提，原因究竟何在呢？是你们不知道吗？还是有不可告人的隐秘？

本来还想写下去的，但信确已太长了，最后我想问一句：你们有没有勇气把我这封信在《读书》上作为“读者来信”发表？

祝

好

1995年2月16日

二

昨天早晨写了一封长信，有渎清神，心甚不安。但是，我如骨鲠在喉，一吐为快，不得不写，不过我自觉吐得还不够。昨天既然吐过了，今天不妨再继续倾吐。我们相识也有些年头了，把我的想法吐给你们也是应该的。

我今天不再买驴了，开门见山，只谈“续修”《四库全书》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