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事认真·外严内宽
先父对事认真，虽是至亲好友，如其言行有所差池，必立与纠正.因而曾有人误以为他赋性冷酷，对人太严，实则他是一个颇为宽厚的人.他所坚持的，只是原则.对於党内的同志，越是历史长久或青年有为，他越是寄予特别的期望，所以督促也不免较严.在另一方面，先父虽然常常坚持已见，可是，他从不走极端，而且是很能中和的.只要於国於党有利，他对於不同的意见，还是能降心相从的.我在此单一例以说明之.
先父在南京任立法院长时，浙江籍的王养冲先生因任中敏先生的介绍，被派在秘书室工作.二十年底，先父由南京到上海，稍後又到香港，王先生均同行，任秘书职.他当时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岁，党历和经验都很浅，在党内党外，可说是籍籍无名，论关系，他和先父毫无渊源.但他年少气盛，如对某事有意见，常和先父面红耳赤的争辩不休.我和在先父左右的其他同志都觉得他不守分际.他写的字更是十分潦草，很难辨认.可是先父则全不介意，常接纳其意见；且认为王先生忠党爱国，有志气，有见解，甚勤学，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同志.由此可见先父对人备极宽容，而且能从善如流.祗以有些人缘於旧的观念或别有居心，不能像王先生那样和先父当面争辩，反而在背後批评先父太过自傲和固执.於是，以讹传讹，不明真相者也就不免信以为真了.
有党无派·独邀信任
在总理的晚年，有人曾谓先父为“元老派”的领袖，实则他是有党无派的.先父对於党内具有悠久历史的许多先进同志备极维护，他们对他也很崇敬，固然是事实.但他从没有形成所谓元老派的意图.相反的，由于他对事十分认真，往往於不知不觉中开罪了若干先进同志；有时甚且激起他们的反感.据我所知，就是初期和总理在香港发起革命，被称为“四大寇”之一的陈少白先生，和曾倾其在檀香山的资产以助革命的孙德彰先生，亦对先父有所不谅.他们觉得先父独得总理的信任，对党内的老同志有时未免太不客气；先父则认为凡在党内有悠久历史的同志，更须严以律己，不应稍存假藉之念.因此，先父在形式上虽然受到很多老同志的推祟，但其内心，则是很孤寂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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